杨蓥莹副教授主讲近代中国家庭伦理情节剧与“新女性”迷思

12月7日晚，中文系（珠海）于海琴六号A631会议室举行了主题为“近代中国家庭伦理情节剧与‘新女性’迷思”的文珠大讲堂。本次讲座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吸引160余名校内外学生朋友在线聆听。本次大讲堂由中文系（珠海）杨蓥莹副教授主讲，贾智副教授主持。

在介绍东西方电影缘起后，杨蓥莹副教授着眼于情节剧源起及与家庭场域产生的关联，由此关涉其在社会意识形态的通俗化隐喻。电影自诞生起就与消费主义等同，是商业消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伴随着经济发展与贫富两极分化，对社会阶级问题的关注一直通过家庭这个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场所演绎着，家庭伦理片则尤其注重女性角色，苦情戏码获得以小市民阶层为主要观影群体的更多青睐，票房上较多收益。

随后，杨蓥莹副教授谈到了城市性别空间重置与城乡形象的二元对立。早期电影通常围绕婚姻与家庭话题展开，类型的变动性体现在通过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强化性别差异，两性关系常表现为男性主动与女性被动的角色设定和影像对比上。伴随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明清以来围绕男女情爱和婚恋生育的话题，逐渐转化为将其设置为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古朴的乡村/堕落的城市，勤劳致富的乡村/欺诈诓骗的城市，静态的乡村/动态的城市。

同时，城市的发展也带给女性新自由，女性开始步入社会公共空间，对原有男性对空间的绝对占有发起挑战。女性逐渐走出“铁闺阁”，走入一直被男性占据的城市公共空间。另外，女性受教育从起步到循序渐进的普及，使得女性开始在各个行业崭露头角，通过教育和工作在精神上力图获得自由，除了“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外，增加了新的社会角色，她们不再囿于柴米油盐，逐渐在各个行业展露头角。这也引发了社会舆论包括电影界及评论界在内的，对于婚姻制度、教育情况、就业情况、女子社会地位等议题的讨论和关注，这无疑普及了男女平等平权的进步思想，推动了上海女性解放运动。

杨蓥莹副教授结合了丰富的电影影片案例，对于城乡二元对立的影像呈现及围绕家庭伦理的讨论展开。如《重返故乡》讲述素女羡慕都市繁华的物质生活，最终幡然醒悟回归乡村的经历。个体的本性经由迷惘后在故乡被召回，让城乡的对立显露无疑；《野草闲花》讲述了音乐学院毕业生黄云突破包办婚姻的限制，勇敢的与卖花女出身的丽莲打破阶级壁垒、自由恋爱的故事；《三个摩登女性》讲述了周淑贞、虞玉、陈若英三个女性与张榆的情缘纠葛，各自对人生道路的不同抉择寄寓了对社会现实和个人命运的思考；《姊妹花》《渔光曲》则从不同的侧重点详细描绘了底层生活的苦难。这一时期的情节剧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较为扁平化、直观化的人物设置缺乏深度。人物角色仍是脸谱化设定居多。家庭被投注了过度的情感指涉，情节剧力图维系家庭的长久存在，很多家庭剧设有皆大欢喜式的结尾。

接下来，杨蓥莹副教授围绕囿于想象界的女性与母亲情节剧，援引卡普兰关注情节剧的三类母亲范式——奉献范式、抵抗范式、菲勒斯范式，并同样结合中国早期家庭伦理片的创作实践逐一详细结合具体影片案例解析，并阐释了这背后所受到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影响。家庭中存在的代际冲突和性别冲突的两种基本模式，同样在建国后的影视实践中延续。

最后，杨蓥莹副教授就明星制造与女明星神话的内容展开讨论。制片商为了获得更高利润，制造了带有强大商业价值资本标签的电影明星，明星的每一次出场都具有特殊价值。但明星的形象逐渐延伸超越公众和私人领域。且与男明星不同，公共话语对女明星更为苛刻，要求她们在本色与角色双重身份上达到一致。观众关注的是制造出的明星身份而非个体，面孔识别的准确性与否并不重要，它们已经物化为城市的意象之一，无法摆脱掉男性中心的幻想。

杨蓥莹副教授在分享的结尾还提出了一个拓展性思考，时至今日，“娜拉出走”的议题仍在进行中，回归家庭逐渐成为影视表达的新主流。女性议题的讨论范围仍很狭小，缺乏更有社会深度和思维广度的议题。对于女性教育、工作、职场公平等，并无根本且实质性的触及。我们虽不能要求电影成为是社会问题的解决者，但是通过电影镜头的展示与呈现，带给不同时代的观众的思考却是绵延性的。

在交流环节中，现场与线上的同学们积极提问，与杨蓥莹副教授深入交流，本次文珠大讲堂在欢快气氛与热烈掌声中圆满落幕。